【设计 | 理论】杭间：“设计史”的本质——从工具理性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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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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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又被称为社会批判理论，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其思想来源非常复杂，它不仅在开始时期就吸收了马克思、卢卡奇、马克斯韦伯、佛洛伊德等思想家们的思想，而且在其后来的发展中，尤其是在哈贝马斯的思想里还综合了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现象学、解释学等等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于20世纪三十年代，因其成员都是法兰克福哲学社会学研究所的学者而得名。该研究所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1931年之前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 1931年霍克海默成为研究所的所长，他把该所的任务确定为研究社会学。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霍克海默把研究所迁往日内瓦，后又迁往巴黎。二战爆发后，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流亡美国，战后，霍克海默研究所重新迁回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市。
法兰克福学派以研究发达的工业社会著称。他们揭露发达的工业社会对人的控制及其各种危机，批判地考察现实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追溯并分析其源。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被称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原因。
“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直接的渊源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工具理性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与发展的结果，但是，从未有人提出，现代主义时期的设计的历史，正是“工具理性”的最外在的表象。随着工具理性的自大和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过程中，设计的本质也在逐渐滋长强势的武断和自以为是的粗暴，正如设计的“标准化”，它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在统一标准已达到便利的同时，强制的单调和毋容怀疑的低廉，使得设计的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以至于出现了设计（工具理性）的霸权，从而使得工具理性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设计借助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对生产率的提高与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它又在大众消费和设计管理过程中，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互为作用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具有显示度的因素。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
理论界曾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作了如下的归纳：
第一，正是在反神话的启蒙理性中孕育着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霸权的种子；
第二，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霸权的根源在于数学原则、形式逻辑的盛行，其最基本的特征是把世界理解为工具，理解为手段；
第三，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本质上是统治的合理性，是组织化的统治原则；
第四，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发展导致了主体的客体化、物化，并最终扼杀了文化的创造性、丰富多彩性，使文化成了一种工业文化、单面文化。
对照这样的批评，我们可以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光辉的城市》计划中找到契合的分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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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光辉的城市》，《读书》杂志2010年7、8月号上连续发表了金秋野的《光辉城市和理想国》一文，作为译者，作者详细评述了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师和思想家柯布西耶创作《光辉的城市》的来龙去脉和在建筑设计史和文化思想上的评价。1928年，苏联开始推行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合理部署城市化方略，以政府的名义，向世界各地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发出了一份调查问卷。柯布西耶慎重作答，将自己的城市思考灌注其中，后来以《给莫斯科的回信》为题发表。可他仍不甘心，遂停下手头的工作，全力以赴将心中酝酿已久的理想城市绘制成二十张图纸，这就是“光辉的城市”。
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
柯布西耶笔下的“光辉的城市”是为了通过设计解决城市化进程所出现的“丑陋”问题。柯布西耶从三个方面批评人类现有城市化模式：
第一，城市的无度扩张造成了大量紊乱无序的类城市化区域，过去建筑师所推崇的卫星城，在现实中沦为生活品质低下的郊区；
第二，城市地理空间上的分化造成贫富差异、阶级分层和社会不公；
第三，城市腹地也好不到哪儿去，最繁华的地段，往往充斥着贫民窟一般的走廊式街道和内院式街坊。
新的城市在旧城上面叠床架屋，沿着街道两侧，旧日房屋已经壁立如悬崖，新建房屋却在其上累加悬崖的高度……街道生活令人倍感厌倦，吵闹、肮脏、危机四伏。
柯布西耶认为：
今日之日，人们非但没有享受到自由，所见唯各色奴役而已。奇怪的是，这般奴役，当事人还纷纷表示赞成，且已没有任何限制。
柯布西耶认为：
城市化的原罪跟资本运行的内在逻辑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个逻辑就是：通过不断拉大的城乡差异哄抬城市土地价值，生产“无用的消费品”，以提升人类个体内心的欲望；以信贷机制促进流通和再生产，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在消费的刺激之下，鼓励浪费，生产更多的“无用的消费品”，再通过广告、促销等手段刺激更多购买欲，如此循环往复，直到将有限的资源消耗殆尽。然而，红尘里的众生在内心驱策或外物胁迫之下，紧随现时代的发展神话，奔向芒福德预言中的大崩溃。
将近八十年过去，依然可以体会到柯布西耶惊人的洞察力和对城市化弊病批判的尖锐和深刻，今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正在重蹈覆辙，由此可见“工具理性”的逻辑是怎样有着跨文化的一致性。但正如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遭遇的不可避免的宿命结果一样，柯布西耶的解决方案除却乌托邦一面外，其所显现的现代设计的自以为是的给予、单调的秩序以及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合理”，同样体现了他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和对设计至上的宗教般的崇尚。
请看柯布西耶对“光辉的城市”的描绘：
室内是先进的中央空调系统。
房屋的尽头是一面完整的中空玻璃墙，清澈的绿意在窗外徐徐展开。
你走出家门，门外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足有一千三百米长，因为你居住在一栋沿着折线展开的多层公寓大楼，每两千四百个居民享有一个共同的出入口和垂直交通核，你的家门离这个交通核的距离绝不会超过一百米。
走廊尽端连接着托儿所，而幼儿园和小学则位于大楼外不远的公园里。
你可以选择到二层驾车出行，也可以直达一层，步入户外。这座城市里的建筑全部使用底层架空柱，地面层从而变得畅行无碍。整个城市地表空间供居民步行，就像一个无边无际的公园，建筑的屋顶也被设计成屋顶花园。
尽管如此，由于采用集中式布局，居住密度反而较纽约、伦敦等大城市为高，达到了每公顷一千人。公园中到处分布着运动场地和游戏设施，也有游泳池和沙滩。透过五米高的架空底层，人们的视野连绵不断，极目四望，你总能看到遥远的地平线。
行人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机动车道都被举到半空，私人汽车可以直达每座公寓二层的停车平台，这里是城市车流的“港口”，它们彼此通过快速交通网连接在一起，位于不同水平高度的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绝无交叉，也没有红绿灯，卡车和有轨电车都在专用道路上行驶，这座城市里没有公共汽车。
马路再也不从窗根底下经过，传统的街道生活也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位于每座公寓大楼中的“室内街道”，餐馆、商店、理发店一应俱全。每座公寓大楼还设有专门的公共服务中心，采用集体经营模式，统一采买生活必需品，为本社区居民提供无微不至的日常服务。
在享受了现代科技文明最初的惊喜以后，今天的人即便来自于条件窘迫的家庭，也能感受到柯布西耶所描绘的“美好”图景让人不寒而栗，“光辉的城市”与《现代启示录》中那架巨大的机器一样是冰冷的、过于理性的、单调和无趣的，当人口密度增加以后，当我们每天都从同样的路线回家，不再做饭吃着同样的食物，行人和汽车不再交叉的同时也会使人和人没有了联系，没有人群的拥挤也就没有人的交流，即便有天际线，我们又能有多少时间去极目远望？可是这样批评柯布西耶的“好心”又是不公平的，柯布西耶说：
整个世界都病入膏肓。重新调校这部机器势在必行。重新调校？不，那实在是太温柔了。在人类面前，如今出现了一种可能性，去进行一场空前的冒险：去建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因为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勒.柯布西埃
一旦这个目标达成，人就不再是贩夫走卒或被践踏的尼伯龙根；他就化身为造物主之一。此时，他获得特殊的能力，能够对未来的事件做出裁夺。一旦他的计算告一段落，他就会凌驾于俗世之上，受命发出神谕，而他也往往就会发出神谕———“世界正该如此”！
——勒.柯布西埃
此时，在柯布西耶美好的内心，他就是创世纪的“神”，但神圣的动机和启蒙的愿望，在无与伦比“正确”的设计面前，人在其所建立的秩序面前必然成为客体和“物”，并在合理性的名义下最终扼杀了文化的创造性、丰富多彩性。无数历史事实证明，
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启蒙对物的作用正如独裁者对人的统治。独裁者只是在操纵人的时候才能了解人，而科学家们只是在制作物的时候才能了解物。
——勒.柯布西埃
当柯布西耶或另外的其他人被称为“神”后，我们又怎能肯定他不会异化成为“独裁者”？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相对存在的关系，价值理性的实现，必须以工具理性为前提，虽然工具理性中也包含有物质形态的工具与精神形态的工具，这一点在设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设计从来都不仅仅呈现为单向度的物质功能属性，而通过艺术的处理和想象，使设计呈现超越工具理性的面貌和复杂性。
”因此，当现代主义设计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而逐渐淡出文化主流视野后，设计并没有因此走入困境，而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借助电子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如本文开始所说，设计反而在今天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而原来片断式的设计史也正与当代思潮结合，实现了从传统体系、现代体系向着后现代体系系统描述的转换，它超越了单纯的工具理性的论证和铺陈，而跃向通过对经由艺术为主导的文化（符号）消费的合法性叙事。设计史写作的“繁荣”表明，融会了自造物设计以来有着种种口号的诸如批量生产、功能至上、高科技设计、生活方式的设计、生态设计、绿色设计和可持续设计的当代设计史，终于登堂入室，完成了学术上的凤凰涅槃，进入后现代思想的范畴。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
在我看来，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的《物体系》（Le système des objets）正是这样的一部转折性著作，这部著作完全从我们通常熟悉的主体至上离开，而向客体也就是“物”至上的思路展开，是设计在今天与社会、经济、文化形成新的关系的有代表性的阐述。
杭间
1961年生于浙江省义乌。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国美美术馆馆长，中国美院包豪斯研究院院长。
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曾任《装饰》杂志主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主任、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筹备组副组长、清华大学教授评议会成员等职。2006年教育部公派任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绘画与城市规划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现任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文物与博物馆研究生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等职。
杭间长期致力于工艺与文化研究，是中国工艺美学史系统性研究的开创者，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理论批评的方式参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90年代以来，他的研究转向设计历史和理论，提出重视“设计与民主”的关系和发起“中国设计史体系的研究与写作”，并着力通过策划国际国内重要设计展览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和中国本土设计的发展。2010年后，从北京到杭州，转向从事包豪斯与中国关系研究，并投身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和民艺博物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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